□王兆贵

为能照见自己的容貌，以便正衣冠、端形体、美姿色，人类发明了镜子。在玻璃未进入中国之前，我们的先人曾经历过以清水为镜、以瓦石为镜、以铸铜为镜三个阶段。用铜铸造的镜子，称作“鉴”。《红楼梦》中提到的那个“风月宝鉴”，不过是一面被妖魔化了的铜镜而已。因为镜子具有参详对照功能，所以古人常常用它说事。东汉荀悦提出君子有三鉴：“鉴乎古，鉴乎人，鉴乎镜。”到了唐太宗那里，这三鉴又有了新发展，所谓“以铜为鉴，可正衣冠；以古为鉴，可知兴替；以人为鉴，可明得失”。自此而后，把历史看作镜子，几乎成了我们读史的常识。为好玩而读史的人固然也有，但玩过之后，有意无意间也会与现实相比照。

国人之启蒙，与西方有很大的不同，基本上不是始于童话而是史话。过去的孩子，从父母那里听到的大多是益智的历史故事，而很少是甜蜜如梦的童话；私塾的蒙训教材中，大约是没有童话的。即便在我记事时，耳边听到的除了民俗和神话外，更多的也是历史故事。直到上小学，才接触到少量的诸如“小山羊乖乖，把门开开”之类的童话。至于《安徒生童话》、《格林童话》等，那还是上初中以后在图书馆中读到的。一部《三字经》，通篇开列的尽是历史故事。至于成语辞典中有多少历史典故的成分，更是数也数不清。

实际上，中国人重视历史的程度，是远超其他民族的。直到今天，这种现象仍然保持着一定的热度。只要看看影院的海报、荧屏的预告、书店的货架，再到大学或社区里听听那些叫座的名家讲座，你就会明白此言非虚。易中天、纪连海等一批有fans追捧的“明星学者”、“学术超男”的出现，多多少少也与说古讲史有关。

为何会产生这种现象，并一直延续至今，这与我们看待历史的态度有关。通俗一点说，是因为历史对我们有用。一部人类发展史，其中确实有我们值得遵循的规律和值得借鉴的经验。作为先人经验教训的总汇，历史就像镜子一样，可以鉴往知来，观古明今。其中，经验可以用来参照效仿，不必再耗尝试的精力；教训能够用来规避风险，不必再犯过去的错误。口头上抑或是书面中，人们之所以每每提及“古话说”、“常言道”，就是以古训为规范，用来警示自己，晓谕别人。把历史看作镜子，从而知荣辱、端品行、明是非、看得失、论成败的做法，凸显出中国人读史的功利性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这种功利性取向的产生，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整个国家都看重历史。由于历史关系到整个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弘扬，编史、修史便不再是个体行为，而成为了立国之大事。以至于从很早开始，就由国家来设置专门的机构和史官进行操控和管理。信而有征的历史记载可上溯到春秋。这也充分说明，历史的重要性在中国，于数千年前就已经上升到公共建设的层面了。官方的重视程度如此，民间对读史、学史的热情就可想而知了。

借助历史这面镜子，广阅历、长见识、增智慧，乃至知人论世，并不是一件坏事。但是，历史这面镜子果真像日常生活照镜子那么灵便自如、简单好用吗？

历史演变的因果关系，毕竟不同于科学实验。在实验室里，除非操控发生误差，重复相同的条件便可以得出相同的试验数据。在历史的长河中，相同时空条件下的不同事件可能产生相似的结果，不同时空情境里的相似行为，也可能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。这说明，历史不是数理化给定的公式，既不可能完全拿来解释现实问题，更不可能完全拿来解决现实问题。历史这面镜子中的影像大多已经基本定格，而现实社会正处于不停的流变中，每天都有可能在发生新的事物。我们如果唯书不唯实，凡事都从历史中找答案，奉历史结论为圭臬，照搬照套，甚至削足适履，势必会陷入教条主义的误区，背上经验主义的包袱，导致思想禁锢和僵化，改革创新也就无从谈起。

其次，历史具有两面性。譬如，在宋史中，打败仗、丢土地、赔银两几乎成了家常便饭，读过之后，满眼尽是屈辱和悲愤，最伤民族自尊。但正是在这样一个积弱不振的朝代，市井发达，文化繁荣，老百姓的生活相当平静和富庶，诗化的人文生态更是令人神往。别的毋须铺陈，仅看孟元老在《东京梦华录》序中那不到600字的描绘，就足以让我们领略到宋人的生活是多么滋润，以至于有人大呼“我愿生活在宋朝”！一部宋史，如同《红楼梦》中的“风月宝鉴”，可以说是忧患与闲适并存，衰微与辉煌同在，面对这样的历史画卷，我们又该如何去反思，如何去借鉴呢？至于历史上的那些风云人物，功过是非集于一身，也不是随便拿来就能臧否，就能喻今的。

再者，也不是所有史实都能用来作镜子的。在浩繁的历史卷牒中，常常是真相与伪诈、精华与糟粕、真理与谬误混杂在一起。在对于普通读史者来说，不可能披沙拣金，一一地去辨识考证。过多的经验，有取用不竭的好处，也有不知所从的抵牾。弄得不好，就会陷入迷宫，左右为难，甚至掉进陷阱，上当受骗。这情形，有点像服用滋补药品一样，在吸取营养的同时，还要警惕其毒副作用。作为经验教训的历史，即便是经过前人的去芜存菁，那也是通过文字语言的化约和结晶才传到我们手中的，要感同身受地加以体认和转换，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。如果不能完成这一转换，历史还只是过目的“知识”，谈不上有用的“经验”。更何况在鉴往知来、观古明今之间，还有一个由此及彼的逻辑通道，这个通道不是随随便便就能逾越的，只有通过缜密的思维和推理，才能拉近两者之间的距离。通俗一点说，拿过去的钥匙解现在的锁、开未来的门，不是不可为，而是不易为。

清代吴若华在《新磨古镜》中吟道：“阅古兴亡疑有眼，辨人好丑总有声。玉台妆罢时时拂，莫使浮尘又暗生。”这首诗作，借“妆罢时拂镜”劝诫世人不要让浮尘遮蔽了自己视线的用意是好的，但无论修史、治史还是教史、读史，完全抱着实用主义的态度，就恐非所宜了。在博大精深的历史遗产面前，学以致用，引以为鉴，这只是读史一个方面，而不是全部意义。在不经意中享受乐趣，在无意识中营养身心，未必不是一种优雅的读史态度。